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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观点:政府精准扶贫,可以在扶贫预期与风险分担两方面再下功

 2019-10-23 05:46:20  来源:互联网 

10月17日,一年一度的国际消除贫困日即将到来。为了实现均衡发展和全民幸福,扶贫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个重要课题。截至今年,中国精准扶贫已实施7年,反贫困斗争已持续4年。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约90%的贫困人口按照现行标准脱贫,约90%的贫困村脱帽致敬,为中国的世界扶贫计划做出了贡献。

当然,要实现2020年消除贫困的宏伟目标,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挑战,如剩余贫困人口消除贫困的巨大困难,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以及东西方消除贫困的效果不同。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我国近年来鼓励市场力量参与扶贫。在提供工作和帮助摆脱贫困的同时,企业可以用低成本的劳动力获取利润。然而,由于农业生产的巨大不确定性和时空的分离,农地和住房的流动性受到限制,市场失灵问题在经济落后的贫困村庄十分普遍,需要政府参与扶贫。然而,与艰巨的扶贫任务相比,政府用于扶贫的资金数额有限。政府如何参与扶贫以达到最大的扶贫效果?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组织了一个师生团队,通过在四川省宜宾市的实地调查,对政府资金与扶贫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宜宾市武蒙山连片贫困地区。近年来,宜宾市扶贫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2017年,贫困率下降到2.3%,农民人均年收入上升到14063元。此外,由于宜宾市五个贫困县的经济条件不同,宜宾市不同的区县政府、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参与扶贫的方式也不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培育农村电子商务,大力发展旅游业,实行奖励勤俭节约机制。在调查过程中,研究小组发现政府资金在扶贫资金中的比例对扶贫效果有显著影响,影响方式与贫困村庄的程度和经济水平有关。因此,他们研究了政府扶贫资金比例与扶贫效果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经济水平贫困村之间的差异。

政府扶贫资金对社会资本的扶贫预期有明显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经济水平较高和较低的贫困村,政府扶贫资金与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增长的比例不同,表明政府在不同贫困村扶贫工作中应承担不同的角色。此外,通过比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贫困村的市场失灵程度以及政府扶贫资金对非政府扶贫资金的外部性,得出以下相关研究结果:

首先,在不同经济水平的贫困村庄,政府扶贫资金在增加穷人收入方面的作用有显著差异。在人均年收入较低的贫困村,政府扶贫资金比例越高,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增长越快。这些贫困的村庄配套设施差,商业环境恶劣,市场严重失灵。社会扶贫主体认为扶贫投资预期收入低,不会进入扶贫领域。在人均年收入较高的贫困村,政府扶贫资金比例越高,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增长越慢。一方面,政府扶贫资金比例过高会占用社会资本的利润空间,导致资金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它将导致对经济落后的贫困村庄的扶贫资金投资不足,从而导致扶贫效果下降。

第二,不同的抵押资产和基础设施条件导致不同贫困村庄不同程度的市场失灵。个人、企业、银行等社会实体参与扶贫的意愿不同,政府扶贫资金对社会扶贫资金有不同的导向作用。在经济水平低的贫困村庄,一方面是由于抵押贷款资产和基础设施差;另一方面,社会扶贫主体收集影响投资回报的村民个人信息成本高、精度低。因此,社会扶贫主体只能从贫困村庄的整体经济水平来判断。当人均政府扶贫资金低于一定数额时,政府扶贫资金的存在会提高社会扶贫主体对扶贫投资的风险预期,从而挤出社会扶贫资金;特别是,只有当人均政府扶贫资金超过一定数额时,人均政府扶贫资金的进一步增加才会降低社会扶贫主体的风险预期,从而提高人均社会扶贫资金,当人均政府扶贫资金进一步增加时,人均政府扶贫资金对人均社会扶贫资金的外部性才会由负变正。经济水平较高的贫困村有较好的抵押资产和配套设施。政府人均扶贫资金的增加将降低社会扶贫主体的风险预期,从而带动社会扶贫资金的增加,大大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

政府能做的不仅仅是帮助穷人。

首先,经济不景气的贫困农村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缺乏抵押品和基础设施导致社会资本不愿参与减贫。政府扶贫资金对社会扶贫资金的激励作用较弱。因此,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房改造,致力于改善村庄抵押资产、配套设施和经营环境,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第二,在经济较好的贫困农村,良好的抵押资产和配套设施极大地削弱了社会主体的信息不对称,使其愿意为盈利而投资扶贫。此时,政府应合理利用社会扶贫资金的外部性,避免挤出社会主体的利润空间,将扶贫资金分配给整体经济水平较低的贫困村,重点提供合理的土地、资源、财税优惠政策和服务,设计科学的资源配置、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制定完善具体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扶贫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全社会共同参与扶贫,同时为扶贫参与者带来利益。

首先,当银行资金无法收回时,政府可以使用“风险补偿”来提供补偿,从而鼓励贷款发放。请注意,这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银行可能不再确定贷款人的信用水平,而是随意发放贷款,这很容易造成资金浪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地方实践中出现了两种方法:风险分担模型和财务杠杆模型。风险分担模式是指如果扶贫贷款遭受损失,贷款银行和风险补偿基金将按照约定的比例分担风险。金融杠杆模型意味着金融机构首先向贫困家庭发放贷款,然后按比例向政府存款进行风险补偿。在贷款损失的情况下,政府只根据存入的风险补偿承担有限责任。风险分担模式允许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银行)承担部分损失,从而部分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其次,在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条件后,可以进行电子商务扶贫和资产收益扶贫。电子商务有效地打开了贫困地区资源与区域外大市场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对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国内知名电子商务公司。都位于农村地区。资产收益扶贫是将细分、分散、休眠的各种资源要素转化为资产,整合成优势产业平台,拓展穷人增收路径,实现扶贫致富。目前,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等省已经在提前探索资产收益支持体系。各地的做法大体相似,即专项扶贫资金或部分支农资金作为穷人的份额,参与大型专业家庭、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工业基地等新型商业实体的生产、经营和收益分红,以增加穷人的财产收入。例如,四川省出台了“创新投资收入扶贫试点计划”,提出了“贫困户优先股”和“贫困户股份”的概念,以增加贫困户在财政支农资金形成的资产中的份额,有效增加贫困户收入。对于贫困股份,应遵循“谁穷谁享”的原则,股份在脱贫后自动收回。这些股份将分配给新增贫困家庭或其他贫困家庭,以继续发挥扶贫作用。应重视中标社会资本的合同管理和事前事后的全面动态监督、评估和评价。通过严格的政府监管、多主体的社会监督和扶贫农户评价,对龙头企业、大型农户和专业合作社的绩效进行科学、严格、全面的绩效评价。只有社会资本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条件完成扶贫任务,政府才会执行合同规定的财政、税收和扶贫专项补贴等优惠政策。扶贫绩效考核合格的社会资本可以获得相应的经营利润,优先与政府签订后续合作扶贫合同。特别是要依法消除扶贫绩效不佳的社会资本,依法查处挪用扶贫专项资金、侵占土地、侵害贫困农民利益的恶意社会资本,并将相关责任人的失信纳入社会信用体系,确保市场化扶贫的社会效益。

总编辑: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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